電影《親愛的》海報。

電影《親愛的》原型之一杜小華接受《法治周末》記者采訪。

□  《法治周末》記者 宋媛媛

□  賀斌

他來找我

只是一滴血的距離

而我找他

是960萬平方公里的問題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——杜小華

2014年上映的、由陳可辛執導的打拐題材電影《親愛的》，根據彭高峰、吳麗萍、孫海洋和杜小華4位真實人物的尋親經歷改編。

在該電影上映前3年，彭高峰于2011年2月6日找到了失散兩年多的兒子彭文樂。

電影上映3年后，吳麗萍苦尋24年后，找到了自己的親弟弟。

電影上映7年后，孫海洋通過公安部開展的“團圓行動”，終于在苦尋14年后父子重逢。

4位電影原型中，杜小華是迄今為止唯一尋親未果的。

杜小華，江西省上饒市玉山縣懷玉鄉白泥村人。2005年4月16日，杜小華的兒子杜后琪出生，乳名“米奇”。2008年，杜小華帶著妻兒在內蒙古包頭市青山區獨龍貴村玉峰木器廠打工。2011年3月6日晚，年僅6歲的杜后琪在廠門前失蹤。

兒子的失蹤猶如晴天霹靂，從那天起，杜小華開啟了絕望與希望交織的漫漫尋子路。在一路的尋子過程中，除了找自己的孩子，杜小華也盡力幫助其他尋子家庭尋找親人，僅2022年就幫助其他家庭找回了近20個孩子。

在眾多的現場認親會上，杜小華見證了一對對尋親家庭的“喜極而泣”。2021年12月，尋子“難友”孫海洋與孩子重逢。杜小華激動得一夜都沒有睡著，一大清早就買了8瓶紅牛，一路開車到了孫海洋家里。

每次看到尋親同伴喜獲團圓，杜小華都忍不住淚水直淌，淚水中包含著自責，他后悔當年未看管好孩子。

近日，《法治周末》記者專訪了杜小華。

《法治周末》：當年孩子丟失時大概是什么情況？

杜小華：在小米奇丟失之前的一個星期，也就是2011年的2月28日中午，我和米奇媽媽無意間看了東方衛視的《幸福魔方》節目，那期節目講述的是李靜芝尋找兒子毛寅的經過。

那天我們很有感觸，但是并沒有太往心里去，覺得只是一個故事而已，當時根本想象不到，厄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。

2011年3月6日，米奇從西苑廠區回東苑廠區，兩地相隔僅僅七八米，孩子竟然離奇失蹤。那天還是農歷二月二，是“龍抬頭”的日子。

警察到現場后，排除了孩子被車撞、被車帶走的可能。我們找了一宿，該找的地方都找了，鄰居、村干部也加入到了尋找小米奇的隊伍中，村干部還掀開井蓋，下到深井里去找。但是，小米奇仍然不見蹤跡。米奇媽媽身體扛不住，整個人就癱在床上。

幾天后，一個陌生人發消息給我說，孩子在他那里，讓我趕緊打5000塊錢，還不讓我報警。后來才發現，這個人是賭博輸光了錢，看到我的尋子信息，想從中撈點錢。這個情節也被拍到了電影《親愛的》里。

《法治周末》：尋子12年來，有哪些難忘的經歷和遭遇的危險？

杜小華：這12年來，除了西藏和港澳臺，國內其他的地方我幾乎都去過。無論是哪里，只要有線索，我都會去找。

我在尋找孩子的過程當中，也結識了不少尋子家長。他們之中有不少家庭因為孩子被拐夫妻互相埋怨，最終導致家庭分崩離析的。還有的家長在尋子的過程中，承受不住精神打擊患上抑郁癥。還有的家長在尋親過程中罹患癌癥去世。

例如，我們后來認識的楊素慧大姐，尋找兒子近26年，于2017年因肺癌去世。她在生命的最后階段身體已經非常虛弱了，但每一場尋子活動她都不缺席，我們心疼大姐，勸她在家養病，但她還是執意要跟著，說“不跟著你們，我也是一樣是要死的。我活不了太長時間了，但是沒找到兒子，不甘心啊”。

宋彥志的爸爸也是因為孩子被拐，在尋找宋彥志的第15年，由于經受不住長期的精神打擊，在大年初三從樓上跳了下來……

在這方面我算是幸運的，在愛人的支持下，我在尋找小米奇的同時，也會幫助其他人找孩子，實在是不愿意看到任何一個“難友”倒下。

《法治周末》：在你的協助下，這十幾年來，大概有多少失蹤的孩子被找到？

杜小華：我們都是“難友”，對我來說并非是誰幫助了誰，只能說是在尋找自己孩子的過程中，協助警方解救了這些孩子而已。

如果說單純提供給警方的線索，我這算下來有好幾千條，甚至近萬條。如果說DNA比對成功，并且找到親生父母的，僅去年就有20多個成功案例。

我記憶較為深刻的是我們進村解救孩子的那次，非常危險。我和當時同樣在尋子的孫海洋等家長在村里找到了被拐的孩子，家長正要抱著孩子往外走的時候，當地村民聞訊而來搶孩子，反倒是把我們當成了人販子。這一幕驚險的親身經歷，也在電影《親愛的》里呈現出來了。

當時，那對父母一邊哭著，一邊不顧一切地抱著孩子往車里跑，后面的村民洶涌而來。我當時想，如果這次孩子救不出來，被轉移后，可能就永遠見不到了。孫海洋和我一前一后，用木棍攔截村民。由于我比較靠近村民，在沖突中，村民用鎬頭朝我背上劈了下來……后來被送到醫院搶救，大夫告訴我，只差五毫米，我的腎就被砍破了。

《法治周末》：在尋親過程中，政府部門給你們提供了哪些幫助？

杜小華：之前，我們找孩子都是一個人單打獨斗，后來有了更多尋親者聚在一起，又有了志愿者的加入，力量是壯大了些。但是，有了線索后，尋親父母多數要自行進村尋找。其間要把情況報給當地派出所、村鎮領導等，又要進行DNA比對，中間環節較多，容易走漏風聲，不僅很難尋親成功，還要面臨很大風險。

2021年，公安部組織開展了“團圓行動”，開發了專門的打拐系統，能夠及時比對DNA數據，盡快得出結果。這極大地提高了我們尋親的成功率，減少了自己尋找的風險。

另外，我們在尋親的過程中發現，打拐需要各部門聯動。因為拐賣兒童的鏈條，不僅僅只是人販子和買家，這中間還涉及到重要一環，就是戶籍管理。

拐賣來的孩子都需要上戶口，買來的孩子上不了戶口，買孩子的意義也就大打折扣。

《法治周末》：你看到了法律在打拐方面的哪些變化？

杜小華：我認為拐賣兒童，就是超越謀殺的罪惡。

另一方面，買家也逃不開罪責，幾乎所有的買家都會給買來的孩子洗腦，說他們的親生父母不要他們了。

有時候，我一聽到有人說買家是養父母，就非常生氣。因為我認為，在本質上，所謂的養父母就是在犯罪。

如果親生父母和養父母之間是你情我愿的送養，或者親生父母沒有能力撫養孩子而將孩子遺棄后養父母領養了孩子，再或者養父母到福利院去領養孩子，這才是對孩子有再造之恩。

值得慶幸的是，隨著媒體的不斷關注，再加上以我們的真實事件改編的打拐題材電影《親愛的》和《失孤》播出之后，2015年8月，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、兒童的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買家入刑，對我們尋親家庭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幫助。

《法治周末》：你想對米奇說點什么？

杜小華：在這么大的一個國家里，想憑一己之力、一次機會就找到孩子，無異于中大獎，太難了。

我多么希望，小米奇也能感覺到我在找他，希望他快一點來找我，因為他找我只是一滴血的距離，而我找他，那真的就是960萬平方公里的問題了。

說實在話，我們一群尋子家長，每個人都希望孩子能被找回來。雖然有時候找回來的孩子不是自己的，我也會為他們開心，為他們激動、為他們興奮。

但是，當冷靜下來的時候，心里也會想，我付出的努力不比別人少，為什么我找孩子這么難，那種落寞、煎熬，又席卷全身心。

每一次社會層面大的行動，例如前年的“團圓行動”，都能讓我看到很大希望，因為期間好多被拐的孩子都找到了，我就想著，千萬不能消沉，再努力一把，興許小米奇就會找到。

■記者手記：

在采訪中《法治周末》記者了解到，電影《親愛的》里展示的只是杜小華尋子經歷的小部分片段。

十幾年來，杜小華為了尋找兒子，哪里有線索就立即前往，工作沒法繼續，收入就沒有了，餓了就胡亂吃點，困了就蜷縮在街角睡覺。被騙、被威脅、面臨險境、風餐露宿、一次次的希望變失望……這幾乎成了杜小華的日常。

即便如此，一個父親對兒子全部的愛和思念，化成了沒日沒夜地、近乎偏執的尋找。

采訪過程中，在講述他們這群“難友”尋親經歷時，杜小華目光堅定、決絕，可一到回憶起小米奇的時候，他的眼神即陷入哀傷、渴求、空洞和絕望……

“我就是死了，也會讓家人繼續找小米奇?！倍判∪A的這句既絕望又無比堅定的話，成了他的尋兒誓言。

在采訪的最后，杜小華在《法治周末》的采訪錄制現場，朗誦了其為本次采訪創作的一首詩《當孩子成為商品》，借此表達心聲。